附录-《傅斯年说中国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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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有下列一种趋势可寻:
满意于周之文化尤其是鲁所代表者(孔子)。
不满意于周之文化而谓孔子损益三代者。
举三代尽不措意,薄征诛而想禅让,遂有尧舜的化身。
此说又激成三派:
1)并尧舜亦觉得大有人间烟火气,于是有许由务光。与这极端反背的便是“诛华士”,《战国策》上请诛于陵仲子之论。
2)宽容一下,并尧舜汤武为一系的明王。(《孟子》)
3)爽性在尧舜前再安上一个大帽子,于是有神农、黄帝、伏羲等等。
这种和他种趋势不是以无目的而为的。
上条中看出一个古道宗思想与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响,相互为因果。自然儒宗道宗这名词不能安在孔子时代或更前,因为儒家一名不过是鲁国的名词,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后,总是汉朝的名词,或更在汉名词“黄老”以后。《史记》虽有申不害学“黄老刑名以干昭侯”的话,但汉初所谓黄老实即刑名之广义,申不害学刑名而汉人以当时名词名之,遂学了黄老刑名。然而我们总可为这两个词造个新界说,但为这一段的应用。我们第一要设定的,是孔子时代已经有一种有遗训的而又甚细密的文化,对这文化的处置可以千殊万别,然而大体上或者可分为两项:
一、根本是承受这遗传文化的,但愿多多少少损益于其中。我们姑名此为古儒宗的趋势。
二、根本上不大承认,革命于其外。我们姑名此为古道宗的趋势。
名词不过界说的缩短,切勿执名词而看此节。我们自不妨虚位地定这二事为a、b,但这种代数法,使人不快耳。造这些名词如尧、舜、许由、务光、黄(这字先带如许后来道士气)帝、华士、神农,和《庄子》书中的这氏那氏,想多是出于古道宗,因为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。《论语》上的舜,南面无为。许行的神农,是并耕而食。这说自然流行也很有力,儒宗不得不取适应之法。除为少数不很要紧者造个谣言,说“这正是我们的祖师所诛”(如周公诛华士)外。大多数已于民间有势力者是非引进不可了。便把这名词引进,加上些儒家的意味。于是乎绝世的许由成了士师的皋陶(这两种人也有共同,即是俱为忍人);南面无为的舜,以大功二十而为天子;并耕的神农本不多事,又不做买卖;而《易·系》的神农“耒耨之利,以教天下”,加上做买卖,虽许子亦应觉其何以不惮烦也。照儒宗的人生观,文献征者征之,本用不着造这些名词以自苦;无如这些名词先已在民间成了有势力的传说,后又在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,故非取来改用不可。若道宗则非先造这些非历史的人物不能资号召。既造,或既取用,则儒宗先生也没有别法对付,只有翻着面过来说:“你所谓者正是我们的‘于传有之’,不过我们的真传所载与你这邪说所称名一而实全不同,词一而谓全不同。”反正彼此都没有龟甲钟鼎做证据,谁也莫奈得谁何。这种方法,恰似天主教对付外道。外道出来,第一步是不睬。不睬不能,第二步便是加以诛绝,把这书们加入“禁书录”上。再不能,第三步便是扬起脸来说,“这些物事恰是我们教中的”。当年如此对付希腊哲学,近世如此对付科学。天主教刑了盖理律,而近中天文学算学在教士中甚发达。
我这一篇半笑话基于一个假设,就是把当年这般物事分为二流,可否?我想大略可以的,因为在一个有细密文化久年遗训的社会之下,只有两个大端:一是于这遗训加以承认而损益之,一是于遗训加以否认。一般的可把欧洲千年来的物事(直至十九世纪末为止)分为教会的趋向与反教会的趋向。
何以必须造这一篇半笑话?我想,由这一篇半笑话可以去解古书上若干的难点。例如《论语》一部书,自然是一个“多元的宇宙”,或者竟是好几百年“累层地”造成的。如“凤鸟不至”一节,显然是与纬书并起的话。但所说尧舜禹诸端,尚多是抽象以寄其理想之词,不如孟子为舜象做一篇“越人让兄”“陈平盗嫂”合剧。大约总应该在孟子以前,也应该是后来一切不同的有事迹的人王尧舜禹论之初步。且看《论语》里的尧舜禹,都带些初步道宗的思想。尧是“无能名”,舜是“无为”。禹较两样些,“禹无间然”一段也颇类墨家思想之初步。然卑居处,薄食服,也未尝违于道宗思想。至于有天下而不与,却是与舜同样的了。凡这些点儿,都有些暗示我们:尧舜一类的观念起源应该在邻于道宗一类的思想,而不该在邻于儒宗一类的思想。
尧舜等传说之起,在道理上必不能和禹传说之起同源,此点颉刚言之详且尽。我想禹与墨家的关系,或者可以如下:禹本是一个南方民族的神道,一如颉刚说。大约宗教的传布,从文化较高的传入文化较低的民族中,虽然也多,然有时从文化较低的传到文化较高的,反而较易。例如耶稣教之入希腊罗马;佛教之由北印度民族入希腊文化殖民地,由西域入中国,回教之由亚剌伯入波斯(此点恐不尽由武力征服之力)。大约一个文化的社会总有些不自然的根基,发达之后,每每成一种矫揉的状态,若干人性上初基的要求,不能满足或表现。故文化越繁丰,其中越有一种潜流,颇容易感受外来的风气,或自产的一种与上层文化不合的趋向。佛教之能在中国流行,也半由于中国的礼教、道士、黄巾等,不能满足人性的各面,故不如礼教、道士、黄巾等局促之佛教,带着迷信与神秘性,一至中国,虽其文化最上层之皇帝,亦有觉得中国之无质,应求之于印度之真文。
又明末天主教入中国,不多时间,竟沿行于上级士大夫间,甚至皇帝受了洗(永历皇帝)。满洲时代,耶稣会士竟快成玄烨的国师。要不是与政治问题混了,后来的发展必大。道光后基督教之流行,也很被了外国经济侵略武力侵略之害。假如天主耶稣无保护之强国,其销路必广于现在。我们诚然不能拿后来的局面想到春秋初年,但也难保其当年不有类似的情形。这一种禹的传说,在头一步传到中国来,自然还是个神道。但演进之后,必然向别的方面走。大约墨家这一派信仰,在一般的社会文化之培养上,恐不及儒家,墨子虽然也道诗书,但这究竟不是专务雅言。这些墨家,抓到一个禹来作人格的标榜,难道有点类似佛教入中国、本国内自生宗派的意思吗?
儒家不以孔名,直到梁漱溟才有孔家教;而墨家却以墨名。这其中或者是暗示墨子造作,孔丘没有造作。又《墨经》中传有些物理学、几何学、工程学、文法学、名学的物事。这或者由于当年儒家所吸收的人多半是些中上社会,只能谈人文的故事,雅言诗书执礼;为墨家所吸收的,或者偏于中下社会,其中有些工匠技家,故不由得包含着这些不是闲吃饭的物事下来,并非墨家思想和这些物事有何等相干。大约晚周的子家最名显的,都是些游谈之士,大则登卿相,小则为清客,不论其为是儒家或道家,孟轲或庄周。儒家是吸收不到最下层的,顶下也是到士为止。道家也是leisured阶级之清谈。但如许行等等却很可以到了下层社会。墨家却非行到下层社会不为功。又墨家独盛于宋,而战国子家说到傻子总是宋人,这也可注意。或者宋人当时富于宗教性,非如周郑人之有sophistry、邹鲁人之有conventional?
至于汉朝思想趋势中,我有两个意思要说。一、由今文到纬书是自然之结果。今文把孔子抬到那样,舍成神道以外更无别法。由《易经》到纬书不容一发。今文家把它们的物事更民间化些,更可以共喻而普及,自然流为纬学。信今文必信孔子之超人入神;信孔子如此加以合俗,必有祯祥之思想。二、由今文及动出古文,是思想的进步。造伪经在现在看来是大恶,然当时人借此寄其思,诚恐不觉其恶,因为古时著作人观念之明白绝不如后人重也。但能其思想较近,不能以其造伪故而泯其为进步。古文材料虽伪,而意思每比今文合理性。
不及详叙,姑写为下列两表:
四)殷周间的故事
十年前,我以子贡为纣申冤一句话,想起桀纣传说之不可信,因疑心桀纣是照着幽王的模型造的,有褒姒故有妲己等等。这固是少时一种怪想。后来到英国,见英国爵虽五等而非一源,因而疑心中国之五等爵也有参差,有下列涉想(德国爵亦非一源)。
公 公不是爵名,恐即与“君”字同义。三公周召宋公及王畿世卿都称公,而列国诸侯除称其爵外亦称公。公想是泛称人主之名,特稍尊耳。犹英语之lord一称,自称上帝以至于世族无爵者之妻或仆称其夫或主。如德国语之herr亦自上帝称到一切庶人。宋是殷后,王号灭犹自与周封之诸侯不同,故但有泛称而无诸侯之号。其所以列位于会盟间次于伯而先于其他一切诸侯者,正因其为殷后,不因其称公。如若传说,一切诸侯自称公为僭,则鲁颂“乃命周公,俾侯于东”,岂非大大不通。
子 遍检《春秋》之子爵,全无姬姓(除吴)。姬姓不封子;而封子爵者,凡有可考,立国皆在周前,或介戎狄,不与中国同列。莒子,郯子,邾子,杞子,古国也。潞子,骊子,不与中国之列者也。楚子,一向独立之大国也。吴子虽姬姓,而建国亦在周前。见殷有箕子微子,我遂疑子是殷爵,所谓子自是王子,同姓之号,及后来渐成诸侯之号,乃至一切异姓亦如此称。我疑凡号子者大多是殷封之国,亦有蛮夷私效之。要均与周室无关系。(吴子楚子解见后。)
且看子一字之降级:
诸 侯——微 子,箕 子。
诸侯之大夫——季文子,赵简子。
士 人——孔 子,孟 子。
乃 至 于——小 子,婊 子。
这恰如老爷等名词之降级。明朝称阁学部院曰老爷,到清朝末年虽县知事亦不安于此而称大老爷。
侯 至于侯,我们应该先去弄侯字古来究如何写法,如何讲法。殷亦有鬼侯、鄂侯、崇侯;鬼、鄂、崇,皆远方之邑,或者所谓侯者如古德意志帝国(神圣罗马帝国)之边侯(markgraf)。在殷不特不见得侯大于子,而且微子箕子容或大于鬼侯鄂侯。周定后,不用子封人而一律用侯。以“新鬼大,故鬼小”之义,及“周之宗盟,异姓为后”之理,侯遂跑到子上。
同姓侯甚多,凡姬姓的非侯即伯。其异姓之侯,如齐本是大国,另论;如陈是姻戚,如薛也是周“先封”,都是些与周有关系的。
伯 这一件最奇。伯本与霸同字,应该很大。且受伯封者,如燕伯,召公之国也;如曹伯,“文之昭也”;如郑伯,平王依以东迁者也;如秦伯,周室留守,助平王东迁者也。然而爵均小于侯,岂不可怪。我疑心伯之后于侯,不是由于伯之名后于侯,而是由于封伯爵者多在后;或者伯竟是一个大名,愈后封而号愈滥,遂得大名,特以后封不能在前耳。
男 苦想只想到一个许男,或者由来是诸侯之诸侯?
以上的话只是凭空想,自然不能都对,但五等爵绝非一源,且甚参差耳。
太伯入荆蛮,我疑心是伦常之变。伦常之变,本是周室“拿手好戏”,太王一下,周公一下,平王又一下。因太伯不得已而走,或者先跑到太王之大仇殷室,殷室封他为子爵,由他到边疆启土,所以武王伐纣时特别提出这件事,“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用”。言如此之痛,正因有他之伯祖父在也。(《牧誓》亦正不可信,此地姑为此戏想耳。)吴既不在周列,周亦莫奈他何,遂于中国封虞。吴仍其子爵,至于寿梦。吴民必非中国种,只是君室为太伯虞仲后耳。虞仲应即是吴仲。
齐太公的故事,《史记》先举三说而不能断。我疑心齐本是东方大国,本与殷为敌,而于周有半本家之雅(厥初生民,时惟姜嫄),又有亲戚(爰及姜女,聿来胥宇),故连周而共敝殷。《商颂》“相土烈烈,海外有截”,当是有汤前已有了北韩辽东,久与齐逼。不然,箕子以败丧之余,更焉能越三千里而王朝鲜;明朝鲜本殷地,用兵力所不及,遂不臣也。齐于周诸侯中受履略(最?)大,名号最隆——尚父文王师一切传说,必别有故。且《孟子》《史记》均认齐太公本齐人,后来即其地而君之。且《史记》记太公世家,太公后好几世,直到西周中晚,还是用殷法为名,不同周俗,可见齐自另一回事,与周之关系疏稀。《檀弓》所谓太公五世返葬于周,为无稽之谈也。(如果真有这回事,更是以死骨为质的把戏。)齐周夹攻殷,殷乃不支,及殷被堪定,周莫奈齐何,但能忙于加大名,而周公自命其子卜邻焉。
世传纣恶,每每是纣之善。纣能以能爱亡其国,以多力亡其国,以多好亡其国,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,虽siegfried何足道哉。我想殷周之际事可作一出戏,纣是一大英雄,而民疲不能尽为所用,纣想一削“列圣耻”,讨自亶父以下的叛虏,然自己多好而纵情,其民老矣,其臣迂者如比干,鲜廉寡耻如微子,箕子则为清谈,诸侯望(皆?)包藏阴谋,将欲借周自取天下,遂与周合而夹攻,纣乃以大英雄之本领与运命争;终于不支,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。周之方面,亳无良德,父子不相容,然狠而有计算,一群的北虏自有北虏的品德。齐本想不到周能联一切西戎南蛮,牧誓一举而定王号。及齐失望,尚想武王老后必有机会,遂更交周。不料后来周公定难神速,齐未及变。周公知破他心,遂以伯禽营少昊之墟。至于箕子,于亡国之后,尚以清谈归新朝,一如王夷甫。而微子既如谯周之劝降,又觉纣死他有益耳。
这篇笑话,自然不是辩古史,自然事实不会如此。然遗传的殷周故事,隆周贬纣到那样官样文章地步,也不见得比这笑话较近事实。
越想越觉世人贬纣之话正是颂纣之言。人们的观念真不同;伪孔五子之歌上说,“内作色荒,外作禽荒,甘酒嗜音,峻宇雕墙”,此正是欧洲所谓prince之界说,而东晋人以为“有一必亡”。内作色荒是圣文,外作禽荒是神武,甘酒嗜音是享受文化,峻宇雕墙是提倡艺术,有何不可,但患力不足耳。
周之号称出于后稷,一如匈奴之号称出于夏民。与其信周之先世曾窜于戎狄之间,毋宁谓周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间。姬姜容或是一支之两系,特一在西,一在东耳。
鲁是一个古文化的中心点,其四围有若干的小而古的国。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。吴容或为民族名,有少昊必有太昊,犹大宛小宛,大月氏小月氏也。我疑及中国文化本来自东而西:九河济淮之中,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,西及河南东部,是古文化之渊源。以商兴而西了一步,以周兴而更西了一步。不然,此地域中何古国之多也。齐容或也是一个外来的强民族,遂先于其间成大国。
齐有齐俗,有齐宗教,虽与鲁近,而甚不同。大约当年邹鲁的文化人士,很看不起齐之人士,所以孟子听到不经之谈,便说是“齐东野人之语也”,而笑他的学生时便说:“子诚齐人也,知管仲晏子而已矣”,正是形容他们的坐井观天的样子。看来当年齐人必有点类似现在的四川人,自觉心是很大的,开口苏东坡,闭口诸葛亮,诚不愧为夜郎后世矣。鲁之儒家,迂而执礼。齐之儒家,放而不经。如淳于、邹衍一切荒唐之词人,世人亦谓为儒家。
荆楚一带,本另是些民族,荆或者自商以来即是大国,亦或者始受殷号,后遂自立。楚国话与齐国话必不止方言之不同,不然,何至三年庄岳然后可知?孟子骂他们舌,必然声音很和北方汉语不类。按楚国话存在到现在者,只有谓乳,“”,谓虎,“于菟”二语。乳是动词,必时有变动;而虎是静词,尚可资用。按吐蕃语虎为stag,吐蕃语字前之s每在同族语中为韵,是此字易有线索,但一字绝不能为证耳。又汉西南夷君长称精夫,疑即吐蕃语所谓rgyal-po,《唐书》译为赞普者。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有几首四字诗,〔汉夷〕对记,假如人能精于吐蕃语、泰语、缅甸语,必有所发现。这个材料最可宝贵。楚之西有百濮,今西藏自称曰“濮”。又蛮闽等字音在藏文为人,或即汉语民字之对当?总之,文献不足,无从征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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